《水浒丛话》，林岗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5月版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恐怕是在坊间最多人喜欢读的，武松、李逵等人物故事也是流传最广的。但是坊间又一直有言“少不读水浒”；还有流传的说法是“男不读水浒”，可知这部小说的影响力之大。说少年不宜，是担心年幼无知而受其影响；而说男人也不宜，则可能出自维护主流正统体系的“三观”，可入“维稳”之戒。但是，无论从文学欣赏还是思想成长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实在是中国人难得的“文学教科书”，是老少必读的经典。当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而只能处处为其喝彩，而是说它既可以寄托我们少年时的幻想与豪情，又能够助我们在老迈之年回首世间人情冷暖、重审历史与现实之无情与荒唐。或许可以说，喜欢读《水浒传》的人可能多过喜欢读《红楼梦》的人；又或者说《水浒传》更容易让人，尤其是“粗人”读得进去。我的确是喜欢读《水浒传》，或许也是无形之中从小受到我的七舅父的影响。回想在“文革”武斗最紧张的期间，我七舅来广州暂住，那时就听他讲一些水浒故事。而且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名字就是七舅起的，也是因为他爱读《水浒传》的缘故。因此，近日读到林岗教授的新著《水浒丛话》（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5年5月），顿时有一种重温那些熟悉的故事继而领略新知之感。

林岗在“后记”中说，写这个专栏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意；“施耐庵其实是将自己对中国社会、传统和文化的解悟藏在故事和文字里面，我的短文笔札则致力于将古人的精微发掘出来，或与史印证，或略加己见。求有所启发，不问是否学术”。他还谈到金圣叹对世俗人间的人情冷暖和洒扫应对有不同凡响的见解，启发细心的读者知人论世，细品人生（后记，344页）。这些当然也是我读完这本《水浒丛话》之后的感觉。但是时代毕竟不同，林岗比之金圣叹高出一筹和更为出彩的是“三管齐下”：一是以对世俗人生的冷暖体察而写出一个“在人间”的梁山，种种情谊、际遇和命运令人唏嘘，读来让人心生人世险恶和快意恩仇之感；二是以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视角揭示梁山事业的缘起、口号、手段、实质与宗旨的种种残酷真相，放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这些文章约写于2008年至2010之间—— 的思想与阅读语境之中，这才是更“有所启发”、令人更有所思之处；三是“与史印证”，把一个文学文本中的梁山事业复刻在中国古史的长河之中，映照出从“魏阙”体制到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种种镜像。唐代朱景玄说画家张璪能够手握两支笔同时作画，林岗兄更厉害，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人世、政治和历史三支笔纵横挥洒。第一支笔叹人情冷暖、人生经验，显得老成持重、热肠冷眼；第二支笔论体制内外、官民之间，视角犀利、言简意赅；第三支笔谈史论今，直言与影射齐飞，令人知往鉴今。不过话说回来，作者作为文学教授，文学分析这一支笔虽然没有刻意张扬，却也是融合在点评人物、情节之中。

说到这里，当然就想到以前读过的萨孟武（1897-1984）《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社，2005年）。该书在抗战之前出版，原写给《中央日报·副刊》，现在的版本经过在六十年代的大量删改、增补。作者自言要研究中国社会，就要注意研究豪族、士人、农民、土地、户口、水旱、钱币、商业资本、官僚组织、军队制度等等，因此本书是借用水浒故事，用历史上的资料加以说明。作者是曾留学日本的政治学家，归国后在政界、学界任职，代表著作之一是四册的《中国社会政治史》，解读水浒自然是其专业研究的副产品。白化文先生提醒读者说不可忘记萨先生往往是在借题发挥，对于他提出的问题可以按当代人自己的见解另行探索。所谓借题发挥，似乎是谈《水浒传》的人都会有的。

由此自然也要谈到马幼垣的《水浒论衡》《水浒二论》（三联书店，2007年），这是水浒研究名家马幼垣的两部研究论文结集，版本考据、作者与成书过程、本事与演化、与水浒杂剧及话本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这两部书中的重头戏，其精湛的考据功夫和深厚的学养令人信服。《论衡》中的“论析篇”是对人物、情节布局等的点评，《二论》中的“简研”则仍是研究性质的文章，只是议题相对单一而行文中不带注释。《论衡》的最后一篇《架空晁盖》曾在1989年8、9月间的《联合报》副刊刊载，开头一段评述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的《水浒传》评论运动，十分精彩。马先生还有一部《水浒人物之最》（三联书店，2006年），是专为报刊副刊写的文章，分析评点二十六位水浒人物。无论是赞还是贬，既然敢于以“最”字为号，自然总是一家之言。

回到林岗的《水浒丛话》。一边读的时候，其实我是时不时翻开我以前写的一辑《〈水浒〉眉批》，那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发表在报刊上的一组读《水浒》的札记，后来收入我的文集《思想守望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也是千字文，有些甚至只有七八百字，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都是一时性起的急就章。读林岗兄的“丛话”，固然知道我的“眉批”分量实在不足以言，不过时而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意，也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这样子的阅读就颇有意思，仿佛我们是坐在梁山水泊边的一家大排档里，风凉水冷、酒酣耳热之际大谈江湖恩仇、英雄末路，总是庸常日子中重温慷慨激昂的一刻。

闲话休提，就从宋江谈起吧。宋江在江湖上为人的确人情练达、慷慨仗义，是远近闻名的“及时雨”，是那个时代江湖上的人设（public persona）。林岗在这方面固然也多有分析点评，但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宋江的脉门——“过去评论界为宋江是个什么人争得不亦乐乎，什么‘农民起义领袖’，什么‘革命队伍叛徒’，其实均没有说到点子上。宋江就是社会上那种黑白通吃的人，和黑道来往，也说白道的话。……宋江的过人之处，便在于他两道兼通。他吃的是皇粮，郓城押司算是文吏一类。……他交结三教九流，在江湖上的名头远比在官场里的名头响亮。如盗抢生辰纲的晁盖一伙、武松等也都拜他为大哥。宋江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公事办得妥帖，江湖上的交接规矩又滴水不漏。武松尚未落草，宋江就劝他早定招安大计。宋江深知这条谋财兼取好名声的‘终南捷径’。这个宋江确实是《水浒传》中不同一般的豪杰，虽然矮黑，不免猥琐，然不能以流行的好汉标准看待他。”（150页）更进一步来看，“宋江极具莫测的两面性。他在众好汉面前礼仪谦让，周济他人时难，爱惜江湖名声胜过自身生命，怪不得好汉都叫他‘及时雨’。但是当他一步一步走上‘替天行道’的路，他刻薄寡恩、心狠手辣、杀人不见血的另一面，就逐渐为读者所认识。宋江设计赚秦明上清风山一事，是他冷酷无情一面的初始展露”（155页）。的确是这样，如果读到秦明这段故事而还没有看出宋江的狠毒，实在是有问题了。在谦让作态的背后，是极凶残的阴谋——杀秦明一家、杀朱仝监护下的孩子、诬陷徐宁为盗等，表明了这个人是何等的冷酷、不义。

宋江的真相还远不止冷酷、狠毒而已，更可怕的是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却对于“天”与“道”全无半点敬畏之心。为了争夺和维持权力、地位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口头上的仁义道德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就如林岗所言：像宋江这样的“造反领袖”“为了‘替天行道’的大业，区区几个百姓的性命算得了什么！正所谓无毒不丈夫。做大事的人是不是都有不择手段的禀赋，笔者不敢断定，但征诸史实却是屡试不爽。《水浒传》里宋江这种两面性格，也符合史书对带头大哥人物的一般描绘。因此当我们遇着欲‘替天行道’做大事的人物，心怀戒惧警惕，应当不是没有理由的吧。”（156页）读过一些古今历史的人，不难明白这一道理。

从政治上看，宋江是个自负不浅的野心家，这点倒是让黄文炳看得很准。争夺梁山泊的领导权是第一步，然后是渴望招安，宋江是有点政治远见的：他明白朝廷与山林的关系不是僵化的，而是可以互动的。过去有人指责宋江搞“修正主义”，既说到了点子上，但又有苛责之嫌，因为除了李逵那样的革命派满口“杀去京城、夺了鸟位”之外，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好像从未说过要“解放全中国”。林岗的分析是：梁山好汉虽然自称是“替天行道”，但是老百姓对他们这些打家劫舍的“强盗”绝不会有好感，他们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对于杏黄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心里是没底的。“宋江是对这局面最深思熟虑的人，他知道，‘聚义’不可能持久，或者为官军荡平，或者迁延时日。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朝廷因惧怕而改弦更张，草寇才能受了招安，最终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人诟病，但这未尝不是宋江替‘聚义’事业指明了一条出路，尽管这条出路也同样黯淡。”（265页）这样就把所谓的梁山事业的前景讲得很清楚了。宋江最后的悲剧性的结局既有虚饰的成分，同时也有一种真实性：暴露出宋江为了顾惜自己身后的清誉而不惜令兄弟陪葬的阴暗心理。夏志清先生曾经对此结局赞叹不已，恐怕也是看走了眼。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以草莽之身或小镇干部之卑微而能被朝廷招安、委以征讨重任，不也是事业成功的标志和人生的荣耀吗？而且实话说，能被招安的人都是有点本事、有些斤两的，不是张三、李四都可以被组织看上。那么，听听林岗是怎么说的，那标题就是“进入体制”：“第八十二回‘宋公明全伙受招安’，看上去是皆大欢喜。朝廷省了一心腹大患，草莽英雄得一‘为国家出力’的机会，封妻荫子。昔日专与朝廷作对、割据称雄的‘逆贼’如今进入体制，都成了‘自己人’。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331页）说到这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当然都会记得当年在批判宋江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被反复引述的鲁迅的话：“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奴才”这两个字很有点意思，当年全民痛骂“奴才”，却不知道或不敢说谁是或谁不是奴才。细心的林岗对鲁迅讲的“奴才”还有一段分析：“看来还是缺少分别。受了招安的奴才，还是不同于早就卖身朝廷的奴才。后者是‘老奴才’，前者只能算‘半路奴才’。总之在体系之内，此奴才不同彼奴才。正是这种不同，给水浒众英雄埋下了毁灭的祸根。”（同上）本来这是没道理的，不是说什么不分前后吗？论资排辈怎么说也不是拿得上桌面的大道理。但是林岗的分析不但是对的，而且非常准确。

在真实的造反者江湖中，资历当然不是个小问题。但是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比资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出身。看梁山泊好汉排座次，谁都可以看到更重要的是上山前的社会地位，凡是当过官的、有些身份地位的都靠前。林岗兄对此比较敏感，指出这是“最不可解的”。想来也是，早一天入伙造反不仅意味着觉醒得早一天，更意味着出生入死的活多干了一天，用林岗的话来说“连把头颅别在裤腰带的事都比别人早干”。的确是这样，“老革命”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开口闭口“哪年的”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例如黄埔一期就胜过黄埔二期。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的，当然就优先于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只问何时成为英雄。”“这岂不是重‘官’轻‘民’，与推崇揭竿的本意相反？”（162页）问得好，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常识：那些弃暗投明、参加革命的人都有些历史问题，能够留用就很符合政策和革命需要了，岂能一上山就当领导？

对这个问题，林岗的解答不无道理。他认为这是“小说作者的价值观在虚构中起很大作用。梁山好汉排座次的逻辑，渗透着文人的价值观，渗透着尊官贱民的价值观。……葛兰西首揭‘文化霸权’一说，意谓一个时代的思想乃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诚哉斯言，《水浒传》作者明里书写替天行道仗义行侠，故事讲着讲着，崇文轻武、尊官贱民的一套又冒了出来。连施耐庵都未必意识到，一个同情造反者的价值观，其实也是与统治者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上）说到底，既然排座次就是以定尊卑级别为宗旨的政治安排，尊官贱民就必然是基本价值观——这既是文人的价值观，更是政客的价值观。

回到那个有点难听的“半路奴才”的问题。朝廷派刚招安过来的梁山好汉征辽，当然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真正的“自己人”，谁也很难说。林岗认为“对于庞大的体制来说，忠诚度是首要的基本原则。不过忠诚度是非常难以验证的……一个组织如何衡量加入者的忠诚度呢？答案是出身和时间。如果‘根正苗红’，从血脉处便打通，那忠诚的可信度就有保证。……宋江新近受招安，既不符合血脉打通的先天要素标准，又不符合时间考验的经验标准，无论如何忠义，如何高举‘顺天’‘护国’两面旗帜，都无法洗清前半生为强盗的案底。在朝廷的眼中，即便受了招安，也是一股危险的力量。”（332页）其实，我看所谓“忠诚度”本身也难以作为预测的指标，今日忠诚、明天反水的例子不少。恐怕只能把“忠诚”与“利益”捆绑在一起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至于说到“奴才”，话说回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社会中，除了皇帝以外谁不是奴才呢？作为平民百姓，做顺民虽然也是奴才，但在人格上毕竟不同于那些争当朝廷鹰犬、欺压百姓的那些奴才。

在朝廷里混与在江湖上行走，体系内外的差别往往决定了人的性格、选择和命运，这一点古今皆同。书中的“体制内外”这一篇就专门讲这个重要问题。《水浒传》第六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讲到林冲妻子被人调戏，林冲与鲁智深的不同反应。林岗的分析无疑很有道理：“林冲与鲁智深的区别可以看作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鲁智深不过挂单在相国寺寄食，若是东京不能容身，再去别处也无妨。除了七尺之躯、一条禅杖之外，既无妻小，又无恒产。所以动起手来，极富‘革命的彻底性’。这都是身在体制之外，无牵无挂的缘故。林冲就不同了，他有一份体面的职业，是朝廷的人，又有妻子屋宇、一众社会关系。身在体制之内，动起手来，自然有更多的避忌，缺乏‘造反精神’。……有鉴于此，历代统治者多以赏赐、利禄、官职来降服才华之士。这些赏赐、利禄、官职可统称之为‘体制’。既纳入体制之内，那就是与朝廷休戚与共了，自然就不会‘造反’。”（34-35页）但是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还有这么一种可能：如果林冲血性未泯，“那一拳打下去，将事情闹大了，让高太尉知晓自己的衙内调戏良家妇女，也许会自知理亏，知难而退。林冲背着‘体制’的包袱，正所谓姑息养奸，他日后遭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局，谁又不谓事出有因？正如历代才华之士，为了利禄官职，将天赋聪明智慧付诸东流一样，令人扼腕长叹”（35页）。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和可能，真正把事情闹大起来的结局谁都难以预料。关键的问题是在亲人受辱、恶棍横行之际，究竟如何看待那顶帽子的重要性。这里除了要问是否有血性之外，还应该问一问有没有胆识的问题——这才是更值得读者思考的问题。林岗在这里一下就扯到了文人的身上：“龚自珍当年感叹‘著书都为稻粱谋’，但能著书之人岂皆是庸凡之辈？人之所以庸凡不光是因其聪明才智不足够——世间正多聪慧远胜一般的庸凡之人，更多是因其血性胆识不足而陷于庸凡。血性胆识不足则图蝇头小利，易为赏赐、利禄、名位所困。古今多少才智之士都着此魔道，白白换来晚年叹息。即如上梁山之前的林冲，揣着枪棒天下无双之才而过着屈辱的生涯。凭此可知，行走人间，胆识第一，才智尚在其后。”（同上）读到这里，真要喝一声彩了。在体系之外能够做到自由浪荡、放言无忌也不容易，但是在体系内也能如此则更难能可贵，更显英雄胆识。如此说来，林冲的风评要打些折扣。想起我过去写林冲，实在有愧，把他看得简单了，头脑里还是没有脱出那个在雪地上头戴毡帽、枪挑葫芦夜奔梁山的英雄形象。

由林冲会想到李逵，他的可爱与黑色暴力都同样形象鲜明，而且历来是相当正面的。虽然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性情豪爽而又忠心耿耿。在阶级论流行年代，他被视为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的代表——尽管他早就因杀人逃罪而自我实现了“农转非”，成了一介游民无产者。更有意思的是，在后世的革命文艺中，这个鲁莽的黑厮居然成了一个义孝两全、嫉恶如仇、勇猛过人的工农干部的原型。其实，李逵的真实面目是：一个马克思所警惕的游民无产者，一个普鲁东不敢引以为同志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令当代造反派黯然失色的黑色造反专家，一个使天下屠夫胆壮的刽子手。他简直是一个破坏性力量的化身，一种凶蛮本质的象征。那证据在小说中俯拾即是：只要有他在，便总会有滥杀无辜的场面出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林岗兄看得更深一些。他从李逵杀了无辜的小衙内这件事，看到两点：一是“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水浒传》这一笔，堪称绝妙。它让读者看到暴戾、残忍、伤天害理行为的背后，皆在于‘带头大哥’阴毒邪恶的动机”（234页）。这真是把幕后真正邪恶的大黑手扒了出来。二是更细心地审察，发现“宋哥哥”的将令并没有具体到要刀劈小衙内，只是说要不惜手段逼朱仝上山。那么李逵的大开杀戒、残忍无比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奉旨办事。（同上）由此可以联想到操作毒气室杀死犹太人的那些纳粹士兵，这是人在权力体系结构中释放出来的邪恶与暴戾。

另外，与其说李逵没有政治野心，倒不如说他肚里的料还够不上那种水平，或者更不如说他不愿意有任何的负担和责任。古往今来，对于破坏的乐趣，恐怕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着迷了。他动辄就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为了“在那里快活”，却也道出了“农民革命”的淳朴、天真的一面。无论如何，李逵的性格总有可爱的一面，如他在琵琶亭上吃鱼的情状，很令人开心和赞叹。他的命运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如他想起尽点孝心而强力负母而行的时候，命运竟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而他的真正正义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惩杀四奸臣的夙愿，竟只能在梦中实现，这实在令人不忍。他最后的结局也会在读者的心底上微微地激起一点悲怆的波澜。

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喊打喊杀，难怪有“少不读水浒”之说，怕的就是少年太容易就出手。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以暴易暴，这是人生于世间不能回避的问题。林岗以“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每读至此，一种酣畅痛快之感，如夏日饮冰，醍醐灌顶，开卷的好处淋漓尽致。”（16页）当然很有同感。接着他要阐释的是慈悲为怀、非暴力主义的普遍伦理原则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困难与局限性：人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经验世界之中，总要受时空条件所局限。“这意味着普遍正义的阳光未必会照亮我们渺小人生的门槛，当暴虐和欺凌降临到头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渴求正义的来临，更焦虑于正义何时来临。如果正义在身后来临，那对个体已毫无意义。若要即时诉诸正义，要现世现报，则暴力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鲁智深以暴易暴，不见得合乎天理，却有人事之功，起码解救了金氏父女。鲁智探以违碍天理的方式，让被压迫和被欺凌的人体会到正义的降临，让压迫者和欺凌者得到罪恶的报应，虽然以暴易暴，但又何妨？笔者既认同慈悲为怀的宅心仁厚，亦不愿深责以暴易暴。”（17页）说得对呀！

想起莱恩·约翰逊（Rian Johnson）在2020年执导的影片《利刃出鞘2：玻璃洋葱》（Knives Out‎2：Glass Onion），故事本身也是很接地气的现实主义叙事：科技新贵、财富炫耀、神秘命案，游戏中的悬疑转变为危机四伏的凶杀疑云，而大侦探布兰科（丹尼尔·克雷格饰）的睿智推理眼看就要功亏一篑，因为在场的所有证人有求于那个集科技财富于一身的新贵烂人，法律的尊严也因此受到无情的奚落——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揭露。最后还是由于黑人女子海伦似乎突然明白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道理，猛然迸发出砸烂旧世界的勇气，把这座“玻璃洋葱”的豪华大厅砸个稀巴烂，一把极度夸张的冲天大火无情地映照出由财富和科技神话联手打造的新权贵的邪恶、愚蠢与自私。